唐代文献中有很多金银盘的描述，如《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曾赐安禄山“金花大盘四”。王建《宫词一百首》中有“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金银盘流行于整个唐代，形制区别较大，有菱花形盘、葵花形盘、几何形盘等。

这件银盘，整体纹饰繁复精美：盘面及边沿，有寓意吉祥的神兽，神兽由缠枝葡萄纹间隔装点；盘子中间是一朵盛放的宝相花；盘子的背景用及其细密的鱼子纹装点。整个银盘的制作需要用到捶揲、鎏金、錾刻等工艺，哪怕最不起眼的鱼子纹，那每一颗鱼子，都是工匠亲手雕刻，每一次雕刻，都要仔细斟酌。制作一件这样精美的金银器，会花费工匠非常多的时间。昂扬自信的大唐精神和辉煌灿烂的盛唐气象在这里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再现。

壶在唐代是常用器物，在唐代被大量制作。《新唐书•李绛传》载：元和时期“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被称为金银壶的器物，实际形制差别甚大，为区分不同的器类，以其形制特点所反映的用途不同，分为提梁壶、罐形壶、注壶等。

金银器作为贵重物品，非一般人所拥有，使用起来比较考究。研究人员曾在出土的罐子上，发现有毛笔书写的“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的文字标记，可见这类罐子会被贵族用来盛放药物。

鎏金鹦鹉纹罐形银壶的器型较大，溜肩鼓腹平底，伞形盖上面有宝珠形状的盖纽。罐子上有錾刻鎏金的鹦鹉和葡萄等纹饰。鹦鹉成为唐代金银器上流行的纹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唐代是一个富强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辉煌时期。唐代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外国进贡鹦鹉的事迹，在当时，鹦鹉通过外交途径进入到国内。外来鹦鹉刺激了唐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鹦鹉聪明机灵、口齿伶俐，能学习人说话，成为人们的宠爱对象。许多唐诗中出现了关于鹦鹉的描述，比如有诗句“翰苑飞鹦鹉，天池待凤凰”，将鹦鹉与凤凰并列，体现了鹦鹉代表吉祥的寓意。所以，鹦鹉的形象出现在奢华的金银器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金银杯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常见于文献中。《旧唐书•胡楚宾传》载：“胡楚宾者，宣州秋蒲人。属文敏速，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但文献没有具体描述其形制，现代一般是以器物的形状和现代器皿的名称来定名，故将杯类器物按形状差别分为高足杯、带把杯、长杯等。

高足杯上部为杯体，平面呈圆形或多曲圆形，腹深大于或小于口径，圜底下接较高的器足，高足的上部很细，下部向外撇呈喇叭状。

带把杯最显著的特征是杯身一侧有各种形制的把，杯体多数较深且大部分有折棱，杯深大于口径，底部有圈足。

长杯杯口大多呈椭圆形或多曲椭圆形，杯形较长，杯体深浅不一，内壁有凸起的条棱，多数带高矮不同的圈足。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也是最多的器类之一。《旧唐书•王播传》载：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淮南节度使王播进奉“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可知当时银碗制品颇多，此外还有金花银碗。碗的形制变化较大，不同形态的碗有时反映时代早晚，有时是不同祖形的发展演变，唐代的金银器中的碗有弧腹碗、多曲碗、折腹碗等。

弧腹碗的腹壁呈弧形。弧腹碗可依照碗壁及装饰的区别进行细分。

多曲碗的器壁多为五曲，少数为四曲，带圈足，有的圈足较高。

盒是目前唐代金银器皿中数量最多的器类，延用的时间也最长。《安禄山事迹》载：太真赐安禄山“金镀银盒子二、金平脱盒子四”。盒均具有可开启，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共同特征，但大小不一，形制各异，用途不同，有的盛装化妆品，尺寸较大的可以珍藏药材、茶、香料等。圆形盒、花瓣形盒是出土最多的种类。

圆形盒平面圆形，顶和底均微隆起。圆形盒可根据底部的不同进行细分。

花瓣形盒顶和底均微隆起，器体呈多曲花瓣形，曲瓣多少不等，为菱花形和葵花形。

现存唐代金银瓶不多，且器形差别较大。《旧唐书•齐映传》载：“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出土和传世收藏中只有一些小银瓶，尚未见到如此巨大精美的银瓶。

束颈瓶大多为颈部收束，圆肩，鼓腹，圈足。有些颈部较短，有些颈部较细长。

蒜头瓶，因口若蒜头而得名，始于战国晚期。蒜头瓶口如蒜头状突起，瓶颈细长便于握持，瓶腹扁矮可以盛装，大多有圈足。